……指导广告审查机构和广告行业组织的工作。

理应通过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轨道，发挥其优化行政管理、改善政民关系、提升行政效能的调整功用，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行政革新、实现依法行政的重大课题。所谓终身雇佣，是指不犯错误就终身雇佣。

特别要提到，不久前刚刚通过、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也专门建构了体现参与行政、合作行政的共同治理理念的具体制度，例如官员代表和公众代表各占50%的城市治理委员会，基层社区的公众参与制度等等，都体现了前述行政民主四性。大家想一想，在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内，比如一个工商所的辖区内，通常有上千个、上万个市场主体，但工商所也就十个人左右，如果他们都同你对着干，你就是忙死了、累死了，也不可能完成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因为不知晓这一点，行政执法和司法实务中就发生了颇多争议的典型事例和案件，出现过许多沉痛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其次，政府对行业组织的指导也加强了。但是，他们的公务员薪酬较高，福利待遇有保障，在当地社会处于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能保证他们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又如，鉴于今年初以来北京市遭遇多次雾霾天气，空气质量形势严峻，北京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建议市民减少烟花燃放，市政府应急办公室于2013年春节期间多次通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向北京市民发送短信，在代表市委、市政府拜年的同时，建议大家减少或停止燃放烟花，共建美丽北京，其号召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烟花爆竹的同期销售量下降三成到五成，行政指导的社会效果显著。在他看来，限制人身自由才是侵犯人权。由此可见，经济国家既不同于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也不同于夜警国家。

从法律层面而言，也恰是中国经济法困境所在之一，中国经济法理应担当此重任。当今的东西方社会即是明证。在古东方社会比如中国和法的产生往往是在氏族部落征服中产生的。恩格斯在谈到氏族社会解体时指出，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会。这是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但从其深层次根源来看，则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普遍持有的观点。至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法的产生也略有差别。如果把阶级贬义化理解，则应把阶级理解为因权力垄断以及非法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及其地位的差别，形成所谓的特权阶层或暴富群体。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摘要：法与政治密切相关。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经济法正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

而只有市民社会的构建，才为法及其经济法的发展以及法治化进程提供可能性。后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眼中的市民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

在法产生的一般政治基础上，以市民社会为契机，实现了国家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和宪政国家的转型，这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把阶级理解为商品经济社会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进而形成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分化，则这种阶级是中性词。

市民社会的不足需要的是国家职能的转型，即从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以及夜警国家向经济国家的转变。[7]笔者以为，市民社会的不足催生了经济法，但绝不意味着经济法的产生是对市民社会的否定。这恰是中国等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路径差异。实际上，无论笔者称谓的阶级论还是笔者称谓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关于国家产生的经济根源的认识应当存有共识的，即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从而导致了国家和法的产生。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然而，教条主义者却教条化地僵化运用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造成了人类悲剧。

[13]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就如同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11]陈乃新教授认为，与经济法相应的国家形态是经济国家。从经济法生成来看，由于人们对市民社会理解的差异，因而关于市民社会与经济法的关系理解也有差异。

而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往往又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相伴随的，缺乏商品经济的土壤。经济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近产生的部门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基于自身利益之需要，误读、曲解或教条式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这种阶级贬义化，从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人性使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并非万能的，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从而表现出市民社会的不足。[6] 参见吕忠梅、陈虹、彭晓晖：《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8页。依阶级论观点，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多地体现了法的政治职能。

又要实现经济国家职能，积极适度调控经济，以弥补市场机制及其市民社会之不足。经济国家要求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2、经济国家 当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大行其道时，必然极大地扼杀了市民社会，限制了公民的权利诉求。即使所谓的法，更多地表现为刑律，从而体现了阶级论的观点，即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教条主义者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足以证明。因此，与经济国家相对应的积极宪政国家便应运而生。

因为，只有市民社会，才有市场经济的存在，也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职能的转型。经济国家在本质上是经济的，是受成本效益规律的支配，并且与物质利益的创造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欧洲尤其德国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二、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拷辨 法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经济法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因此，市民社会固然不需要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但也不是说不需要国家。理解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经济法的精神实质，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及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新的路劲考量。

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法更多地体现了阶级论观点。[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史际春教授等人认为，从国家与社会握手的那一刻开始，国家就从与市民社会对立的政治国家发展为经济国家。